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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反腐路線圖

  李國民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領導的反腐敗鬥爭,先後經歷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個階段。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強調:“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輿論認為,這表明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總目標下,反腐敗鬥爭正在步入“法治反腐”新階段。   運動反腐:弊大於利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反腐敗基本上是依靠發起大規模群眾性運動來實現的,這種反腐敗模式可稱作運動反腐。運動反腐的基本邏輯,是最大限度地發揮自下而上的公眾監督力量來懲治腐敗。“三反”“五反”“四清”等都是典型的運動反腐。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運動反腐產生了一定的效果。如對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極刑,就在當時和此後很長一個時期內發揮了極大的警示和震懾作用。但運動反腐缺陷明顯:首先,嚴重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損耗;其次,對腐敗現象所掩藏的深層次問題以及滋生腐敗的體制機制原因關註不夠,不註重制度建設,運動過後,腐敗現象又死灰復燃。   權力反腐:難以治本   權力反腐是一種以權力為主導、通過領導人權力意志推動的反腐模式。權力反腐的基本邏輯,是最大限度地發揮自上而下的權力監督力量查處和遏制腐敗。從改革開放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權力反腐模式占據反腐敗的主流。   權力反腐的優點在於便捷高效、執行力強。但依靠領導權力推動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具有較強的人治色彩和較大的不穩定性:領導人改變,反腐敗的政策也會隨著改變;領導人註意力變化,也會影響反腐敗工作的力度和效果。這就導致反腐敗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較強的波動性,難以長期有效地遏制腐敗滋生。   制度反腐:仍有不足   所謂制度反腐,顧名思義,是指依靠建立和完善制度來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反腐模式。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在總結以往反腐敗鬥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黨中央逐漸形成反腐敗標本兼治的新思路,併在加強制度建設、加大反腐敗治本力度方面,相繼推出一系列重大措施,2003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公佈實施,被普遍認為是我國正式走上制度反腐道路的標誌。   制度反腐有三個突出優勢:首先,具有較強的剛性特點,不會因領導人的更迭而輕易改變;其次,具有預防和懲治兩個“安全閥”,不僅強調按照相關制度嚴厲懲處腐敗,而且重視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來消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再次,使得反腐敗成為常態化行為,有助於提升反腐敗機構的公信力,增強公眾對反腐敗的信心。然而,從實踐情況看,制度反腐也顯現出力不從心的跡象,主要表現在:其一,制度存在結構性稀缺,在部分領域制度建設瑣碎過剩的同時,一些基礎性的制度建設仍然嚴重滯後;其二,黨內製度法規大多缺少與其配套的具體規定,在實際操作中缺乏強制性和約束力,執行力低下,不少仍停留在紙面上,處於休眠狀態;其三,某些制度制定程序不規範,存在廉潔性不足問題;等等。   法治反腐:任重道遠   反腐敗是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光靠制度難免力不從心。在這種情況下,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把成熟的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把反腐敗置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總目標下一體推進,在一個由黨紀國法組成的完備法治體系的規範下,用足自上而下的權力監督與自下而上的公眾監督兩條反腐路徑,最大限度地壓縮腐敗現象賴以生存的空間,就成為時代的必然選擇。   十八屆四中全會順應時代呼聲,《決定》對法治反腐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強調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法律制度;把“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明確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要求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註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強調依法規範約束公權力,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要求完善監督體系,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提出明確紀檢監察和刑事司法辦案標準和程序銜接;強調對司法領域的腐敗零容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   法治反腐新藍圖已經繪就,接下來就看如何落實。  (原標題:新中國反腐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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